长江至汉水流域古称“江汉”。江汉地区千流百川东流入海，故《诗经》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又曰：“江汉朝宗于海”。早在春秋之前，有一个横跨江汉中西部地区的泱泱大国，她就是雄居秦、楚、巴蜀之间的古庸国。
     古庸国是亚洲人类、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可以说她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中华民族的始祖曾在这一地区有广泛的活动，著名的古人类化石“郧阳人”就出自江汉西部古庸国疆域内（现今湖北省郧县）；《舆地纪胜》、《太平寰宇纪》记载的“女娲炼石补天”之所“女娲山”，就在古庸国属地（现今陕西省平利县城西）；五帝之一的舜出生在姚墟（又名妫汭），后又名西城（现今陕西省安康市内），在《帝王世纪》、《史记》中均有记载。《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舜封尧之丹朱于房朱（今湖北省房县），生陵，以国为氏。”因而房朱（春秋时为防渚），又名房陵。据三峡地区和陕西安康市考古发现，早在6000年前，庸国人便已发明了文字。这些文史资料，足见古庸国文化源远流长之一斑。千百年来，沧海桑田，古庸国属地大部一分为三。按现今行政区域划分，一部分现隶属于陕西，一部分隶属于湖北，一部分隶属于重庆，还有一小部分隶属于湖南。由于庸国在战国之前即已灭亡，史书上可见的文史资料很有限，难以对古庸国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以至于人们对古庸国造成淡化或遗忘。甚至自汉、唐以来，人们谈及古庸国属地文化时大都以“三分天下”来解释，即：鄂西北现隶属湖北部分归属为“楚文化”，陕南隶属于陕西的部分归属为“秦文化”，长江三峡至重庆东北地带归属为“巴文化”。以笔者拙见，这种简单的划归，淹没了古庸国古老的文化历史及其对中华文明文化的巨大贡献，因而缺乏一定的严肃性、客观性、科学性。应该说，千年庸文化，才是江汉西部真正的文化之本源。
     一、古庸国历史之悠久，地位之显赫，决定其文化的独特性。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文化有没有代表性、独特性，一要看其历史的长短，二要看其人口多少，三要看其地位显赫与否，四要看其对当代及其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在我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由于史书缺少记载，庸国及其氏族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有的称其为“楚之附庸”，云“庸人即楚人”，有的归其为“诸巴之一”，云“庸人即巴人”。对其原有属地也有不同说法：重庆东北到湖北三峡地区称之为“巴地”，鄂西北称之为“楚地”，陕西南部称之为“秦地”，汉中地区又称之为“蜀地”。有了上述之说，这就难免不产生庸文化归属于楚、秦、巴之说。笔这认为，从客观、公正、科学的角度看，庸文化具有完全的独立体系，其附属之说实属对历史的一种不恰当的解释。其文化体系的独特性，是由古庸国渊源历史、国家和氏族的地位及其对江汉地区，乃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所决定的。
     其一，古庸国历史悠久，应早于秦，不让于巴、楚。关于庸的起源，古往今来众说纷纭。目前较流行的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容成氏”说。何谓容成氏？又有两种解释。一种称之为“黄帝之臣”。《后汉书》引用《搏物志》曰：“容成，黄帝之臣。”一种言其为古代诸皇之一。《庄子．胠箧》中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过去有人认为，容成氏仅见于《庄子》，有无其人，难以确定，或是传说。但近年上海考古学家在整理出土的楚简时，又发现有容成氏，说明《庄子》所说并非虚有。有人考证，容成氏“殆即庸国的先君”，因“容成氏既庸成氏”。容与庸通用。二是“祝融”说。何为祝融？有人解释为帝喾执掌火正的大臣。其实祝融也有三说：一说为“三皇之一”。《庄子》所记在神农之前有祝融氏。《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又曰：“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延续三皇之道而行之，故祝融也。”祝融亦即古三皇之一燧人氏，因其发明钻木取火，光照天地，故尊其为祝融。二说为黄帝大臣。《通典》称祝融为黄帝六相之一，“得祝融而辨南方，得蚩尤而明元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苍龙而辨别东方，得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谓之六相。”三说为帝喾的管理火正的两位大臣，即颛顼高阳之后卷章的两个儿子重黎和吴回。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工共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山海经》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言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工共……。洪水淘天，滚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又曰：“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有的学者认为，融与庸同音，庸即融演化而来，庸人即祝融后代，与巴人、楚人一样，同是帝颛顼高阳之苗裔。三是 “鄘”说，即鄘、邶、卫三监之一之鄘。鄘即庸也。三监畔被平息之后，鄘人被南迁建立了庸国。故《汉书．地理志》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迁邶、鄘之民于洛邑。”以上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显然从史料记载及逻辑推理上难以圆其说。庸如果是三监之一鄘人南迁后的封国，其领地既不可能一下子超过周宗姬封侯国，也不会超过秦楚之国。按照《礼》所云，周时诸侯国的疆土，大者仅百里，小者五十里。但从史书所记载的来看，庸国的疆土不仅仅限于现竹溪、竹山之地，而是包括整个江汉中西部地区。要得到如此广阔的疆土，除了受封之外，那就的靠战争兼并。要扩张地盘，西必与周王室或秦摩擦，南必与巴、蜀相争，东必与楚冲突。但在春秋前期，史书上除与楚发生过战争外（当时还是楚伐庸），尚无庸入侵周邻诸国的记载。这就是说，江汉中西部本为庸国的疆土，而且有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尚书．牧誓》中所点到的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均属江汉中西部地区氏族部落，史称“南方八国”。从这里可以看出，武王伐纣时的庸，应该为来自江汉西部地区。《礼记．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以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这一制度对三监的职责说得比较明白，也就是管理千里之外的“方伯”之国。从这里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庸国由于参与了武王伐纣，有功于周。周为了给予嘉奖，封庸为三监之一，负责管理千里之外的方伯之国，并保留其原有的疆土。如果这样，《诗经．鄘风》关于“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上矣。”“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实。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如堂，景山与京。”就不难解释。前者可以理解为庸人对周王室背信弃义的抱怨，后者则表现出庸人对故土的怀念。楚并非指河南楚丘，而是指庸地；景山也就是荆山。古人在划分九洲时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来确定，称为“星野”。《周礼郑注》：“保章氏以星土辨九洲之地，封域皆有分野。鹑尾楚也。”《史记》：“翼轸，荆州。”《晋书．天文志》：“翼轸，楚荆州。”清《竹溪县志》记：“庸地介在雍、梁、荆之域，则分野似在参翼轸之间。”从星野上看，古庸国相当一部分疆土在鹑尾、翼轸之分野（尤其是都城上庸），荆楚一般来说是曰国曰楚，曰州曰荆，但二字在表叙分野之地上常相互混用，楚即荆，荆也就是楚。故庸人视其故土为楚也是合乎情理的。
     以上三种说法，我们有理由说“庸即南迁之鄘”之谓还得进一步商榷。对于庸究竟是从容成氏而来，还是由祝融融氏而来？祝融是为远古三皇之一祝融氏，还是帝喾之臣重黎或吴回？史学界恐怕一时谁也难以说清。从诸多文献看，倾向于后者稍微为宜，即庸人、楚人、巴人、蜀人、秦人，同属于帝颛顼苗裔的分支。但不管庸的始祖是谁，有一点是无用质疑的，即庸国的起源应在夏时或更早，也有可能与楚、巴起源于相同一个时代。作为一个独立氏族国家，比楚更具有连续性，比巴、秦形成的更早。庸国的都城上庸本身也表现出庸国的古老。为何叫上庸？史书上只见有西上庸（今陕西省安康西），未见有下庸。庸者，城也。上庸可以理解为上古之城，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上即天也。
     《华阳国志》在记载巴、蜀的起源时，均为“历夏、殷、周。”《山海经》：“西南有巴国。大暤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这里的乘釐很可能即颛顼之后裔重黎。《华阳国志》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市嘉陵江北），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一带）。”有的学者认为，汉、唐时所记载的巴郡、南郡蛮及后来的“板凳蛮”的祖先廪君即巴人的先祖。《后汉书》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以蛮夷君长。”唐《通典．南蛮》记载：“廪君种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瞫(音审)氏、相氏、郑氏五姓皆出於武落锺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共立巴氏子务相，是为廪君，从夷水下至盐阳。廪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巴梁閒诸巴皆是也。”廪君是否为巴人先祖？汉以前的史书无考，《华阳国志．巴志》中亦无记载。我们并非否认，巴人的祖先很可能在长江三峡东部（今远安至长阳一带）。但到夏商时代，巴人已经向西北迁移至今川东北及重庆的东西南地区。 汉、唐时期巴郡（现重庆一带）、南郡（现宜昌至鄂西一带）的南蛮，是否完全就是古巴国人的后裔？其间有很多疑团一时难以解释。不管怎么解释，令史学界所认可的是：古巴国应该在夏商时代就开始有其国，巴人作为一个独立氏族已被诸多学者所公认。但汉、唐时期却有“三巴”及诸巴之说。所谓三巴，一是指裨、脩、鱼属地，二是指阆、白二水之地。《三巴记》：“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谓三巴。” 裨、脩、鱼之地史书均言为庸地，既然其为庸地，冠以“三巴”显然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诸巴常指四川、重庆东部、湖北鄂西等地，陕西南部、鄂西北古庸国属地均未见列入诸巴之说。故古庸国不应列入诸巴、进而统归于巴国。
     关于楚的起源，《史记．楚世家》云：吴回的后裔季连，芈（音米）姓，即楚之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国语．郑语》曰：“祝（指祝融）之兴也，其在芈姓乎！”吴回共生六子，其封地均在荆州之地，先后在夏、商时被灭。《诗经．殷武》：“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罙入其阻，裒（音póu）荆之旅。有载所其，汤孙之续。”就是歌颂殷高祖武丁伐吴回后裔的武功。从史料上我们可以看出，早年的楚国应在荆山周围，相当于现今的襄樊及荆门市的北部，并未达到今荆州市一带。但楚作为一个国家，在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已不复存在。至周文王时季连之苗裔鬻熊之子熊丽事文王，早卒。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到了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楚国自此时才方又有其国。
     至于秦国，史书记载其有其地晚在周缪王时期。《史记．秦本记》称：秦之先为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其后代先后在夏、商、周为臣，而无单独的封地。周缪王时，“徐偃作乱”，女脩后裔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由此为赵氏。当时只不过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城邑，尚不够称其为国。到了周幽王时（公元前770年），“西戎犬戎与申候伐周，杀幽王于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乱，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以歧西之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庸、楚、巴、蜀而相比，秦国在当时可以说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
     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氏族的文化史，论其古老文明，秦难以与庸相比，而与巴、楚相媲美。事实上，江汉中西部地区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庸人的祖先或许就起源于这一地区。郧县猿人化石，女娲、舜等在庸地活动的历史记载，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正是由于庸人千百年间世代在江汉中西部地区繁衍生息，才缔造出古老的庸人文化。
     其二，庸国的疆土之大，远在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之上，与楚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才刚刚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被部一带。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下面这副地图即春秋时周王室地图：
     关于庸国疆土，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上面这副地图，只能说是一个大概区域划分，并未完全标出古庸国的疆土。过去人们一言及庸时，往往注释为：“在竹山县西南”，即现今竹溪、竹山之地，故称之为“楚之小国”。而对庸国的大面积疆土却很少有人知晓。我们虽然不能从史料上直接找出庸国东南西北边界，但我们可以从诸多史书记载及巴、楚、蜀的疆域上，推断出其大致所在。
     近年来，大多数史学家均认为，古庸国应包含麇、儵、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现房县、保康、丹江口及神农架北部），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即古“夔子国”地，为庸国所属已无非议论。《舆地纪胜》记：归州（含巴东、秭归、建平、归乡）“于周为夔子国。”楚辞《离骚》的作者屈原为秭归人，其先祖即庸国的一代国君伯庸，这已为很多史学家所公认。但又将屈原称其为“巴人”，这一点是难以被人认可的。准确的说，屈原应为庸人。据《舆地志》记：“太康元年分秭归、巫二县置建始。”巫县本为庸地，故鄂西的建始县亦为庸国属地。庸国疆域东达鄂西，有很多史料可以说明。据史书记载，张家界市区原本不叫张家界，叫大庸，是古庸国所在地。“庸，国名。《左传》文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灭庸。”故有“大庸，古庸国是也”的说法。张家界之大溶溪原名大庸溪，即由“大庸”而来。清道光《永定县志.关隘》记载：“庸，国名。《左传》文公十六年，楚灭庸。”文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国大饥，庸人乘机联合湖南芷江、沅陵以北的濮人（史称江汉百濮），集结在选（今湖北枝城一带），准备进攻楚国都郢。楚王大恐，决定迁都。有一位大臣认为，“我能往，蛮亦能往。”举张进攻群蛮之首庸国的都城上庸，使其“群蛮无首”，必“将走各邑”。楚王采纳了这一意见，亲率楚军主力，并联合巴、秦，直接进攻上庸。庸国由于轻敌，放松防御，终被楚、巴、秦联军所灭。上庸失陷后，远征到选地庸人向南逃亡，至今张家界大溶溪两岸定居。或者庸人以庸为姓，命地名为大庸（溶）溪。湖南省社科院何先岳先生亦著文认为：今鄂西鹤峰原名溶美，以及大溶溪，永顺长官区的施溶溪，这些“溶”字的来历，亦于庸人逃亡定居的路线有关。1995年12月23日，新华社发表了株洲工学院教授刘志一关于南岳麓山岣嵝碑(又称禹王碑)破译的消息，原来“千古之谜”禹王碑上的文字即记录着楚庄王灭庸的功绩，更加说明庸国的疆域已经达到湘西张家界一带。庸人能够成功的从鄂西逃亡大溶溪两岸定居，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与这一带的土著极为友好，再就是这一带本身就有庸国的疆土。既然张家界已属庸国的疆土，至张家界之间的鄂西地区当属庸国的疆土也无可置疑的。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江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都原本在丹阳，即现今河南淅川境内。现今所说的楚故都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楚国在向南扩张时，最早与庸国发生的战争即争夺郢。《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生子三。当周夷王时（公元前869—公元前857年），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郢（一说至于鄂）。”丹阳之战时，秦军大败楚师，斩首八万，楚被迫迁都于郢。为夺回郢，庸与楚不断发生战争。至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饥荒，庸国认为夺回郢的机会到来，将主力部队集结到选（今湖北枝城境内），准备进攻楚国都郢，想一举收回被楚占领的郢地。不料楚军联合秦、巴奇袭庸国都上庸，最终招致庸国自身灭亡。这些史料足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楚国故都郢原本属庸国领土。近年来在荆州附近出土的文物中频频发掘出并非楚国固有的文物，令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与古楚都郢原本属庸国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的南部疆域包括今重庆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古称梁山）以北各县。《读史方舆纪要》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皆其地也。”今云阳、奉节为古鱼国属地，又称鱼邑。汉时为鱼復，后来为夔州所辖。夔州所辖即今之云阳、奉节、巫溪、巫山四县。关于夔州的沿革，《一统志》记：“春秋时庸国鱼邑，汉置县。”《左传》：“文十六年，庸人率群蛮叛楚，楚人伐庸七遇皆北，惟禆、儵、鱼人实逐之。”《杜注》：“鱼，庸邑，即鱼復。”清《四川通志》记：“夔州，禹贡荆梁二州之域，春秋为庸国地，后属巴国，战国时属楚。”“奉节县，春秋时之鱼邑，汉置鱼复县。”《秦巴山区县情》在介绍云阳县时称：“古为梁州之域，春秋属庸国，战国系楚。”《华阳国志》所言巴国疆域“东至鱼复”，实际是指庸国被灭之后。巴国因参加有灭庸战争，作为战胜国分占了鱼邑，但后来很快又被楚占领。这一点《四川通志》记载的很清楚，在《开县志》中也有明确记载：“春秋（前770—前476）本境为巴国地。周平王二十一年（前570），巴、楚、秦三个诸侯国结盟伐庸。灭庸以后，瓜分其地，巴分到今下川东（含今开县）地” 。
     庸国的西部疆域应包含现今的汉中市大部分属地。汉中是否古为庸地？其东部已有明确的答案。现今西乡、城固、镇巴、洋县、佛平五县，古为洋州属地。洋州在《太平环宇记》和《舆地纪胜中》均称“春秋时为楚国属地。”汉中西半部古汉中郡，其归属何处？《华阳国志．汉中志》云：“本附庸国，属蜀。”即原本为庸国的附属之地，后来属蜀。《舆地广记》云：“汉中属楚，后属秦。”以上资料表明，汉中在春秋至战国时期为楚属地。由此我们可以说，汉中古应属庸国。因为在庸被灭之后，秦作为参战国，有情于楚，不分一点羹，反将自己的疆土让给楚，道理是说不过去的。蜀国虽未参战，不顺势捞一点也就罢了，亦不会让出疆土给楚。汉中作为战略地位来讲，更有利于蜀，楚国在当时也不大可能靠战争去夺取汉中。只能说明一点，即汉中原本属庸，楚灭庸后顺理成章的得汉中之地。
     庸国的北部疆域含今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为上津县，隶属金州（现安康市）。关于金州的沿革，《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均言“于周为庸国之地。” 陕西商洛一带夏商时期部分所属史书记载不明。在夏商时期，其东部部分地区很可能亦属于庸地。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即今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为何当时更名上庸郡？应该与古属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上述资料表明，在公元前611年前古庸国疆土至少可包括以下县（市）：湖北省十堰市城区、竹溪、竹山、郧县、郧西、房县、保康、丹江口、神农架林区、恩施、巴东、建始、利川、鹤峰、咸丰、宣恩、来凤,宜昌市区、枝江、宜都、当阳、远安、兴山、秭归、五峰、长阳；湖南省的张家界市、桑植、龙山、永顺、慈利等县市；陕西省安康、平利、白河、镇坪、旬阳、岚皋、紫阳、石泉、汉阴、宁陕、西乡、镇巴、城固、洋县、佛坪、南郑，以及商洛市的丹凤、商南、山阳等县；重庆市巫溪、巫山、奉节、云阳、城口、开县、万州、梁平。在公元前857年之前，古庸国疆土还应包括荆州市的沙市区、荆州区、松滋市、石首市、洪湖市、江陵县、公安县、监利县及荆门市、钟祥、沙阳、潜江等县市。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这样大的一个独立氏族国家，在文化上却言其为别国的附属，证据是不太充分的。
     其三、庸国国力强大，政治地位、声望在商末时已高于巴楚。庸国在商纣时期，以侯伯的威望成为群蛮之首，以至于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百濮”都归集在庸的麾下。有的学者称庸为“诸巴”，这与庸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威望、强大的国力均有所不相符。《华阳国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人，前徙倒戈。”后来诸多史书均引用此史料称巴参与武王伐纣。我们不妨翻开《尚书》的原文。《尚书．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尚书．牧誓》中并无巴，言“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纯属无稽之谈。楚在当时因已失国，故更无楚。而庸恰恰排在“南方八国”之首，这应该说与庸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国家想灭掉庸国几乎不大可能。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之高也是巴、楚、秦不及。《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曰：“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世为侯伯，武王伐纣后被封作异姓伯，而巴、楚、蜀均爵以子。《华阳国志》称：“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巴不仅在周时仅为子爵，到了秦时也一直得不到加封。庸即为伯，其爵位高于巴楚，只有伯高于子，没有子高于伯之说。因而称庸为诸巴之一，庸文化亦即巴文化，其说是难以合乎情理的。　
     二、文化发展所固有的延续性，决定庸文化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文化，从广义上讲，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相融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延续性、相融性，是文化发展连续性、相融性的基础。国家、民族的产生发展，是文化产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国家是某一统治集团实行专政的工具，是一个阶段的历史范畴，在其管理体制、意识形态、所辖区域上具有阶段性、多变性。作为一种文化，一旦其形成，就具有长期性、延续性、相对稳定性。我们说，一个时期的国家完全消亡，就很难周而复始。但是，一个国家的消亡，不等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就随之消亡。我们说，汉唐时代，在中国已经早已成为历史，而汉唐文化在中国至今仍产生着影响。同样，庸国虽然在春秋时便被消灭，但其文化并不会随着楚军的到来而而消失。
     首先，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比起楚国更具有连续性、稳定性。楚曾在商时被灭，后来复国比庸建国晚。巴国开始并无统一的首领，只是相互联系比较紧密的部落。后推举巴姓为首领，才有统一的巴号。真正成其国，应远比庸晚。而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
     其次，楚、巴、秦得庸地的时间，比之庸之千余年历史长河微不足道。大家知道，楚灭庸为鲁文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11年。秦灭巴、蜀为周慎靓王五年，即公元前316年，比庸被灭晚306年。秦灭楚为楚王负刍五年，即公元前223年，比庸被灭晚388年。即便是楚故都郢，楚得其地为640多年，真正在此建都为402年。与庸所管辖的时间不回长或长不了多少。进入战国时期，楚、巴所占领的庸国属地实际已成为“朝秦暮楚”之地，并非完全属楚巴之地。我们不能用楚、巴、秦拥有庸的二三百年短暂的历史，取而代之庸国千余年的文明文化历史。
     其三，文化具有延续性，可继承性。在庸楚战争中，楚国只是攻破庸国重要防御工事——方城，庸王被杀，王子遇害，庸国便宣告灭亡。庸国民一部分死于战乱，一部分逃往鄂西、湖南，一部分逃往巴楚，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逃进深山老林，后仍在其故土定居，并与外来移民融合，成为汉唐时期的土居民。这些古庸国遗民将自己氏族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并影响给外来的移民。试问，自汉朝一统天下后，秦、楚、巴作为一个国家均不复存在，但至今楚地仍然保留着楚风，秦地仍然保留着秦风，巴地仍然保留着巴风，难道庸地就完全失掉了庸风吗？
     三、江汉中西部独特而带共性的区域性文化，显示出庸文化的本源。
     古庸国属地尽管现在大部分一分为三，分别隶属现湖北、陕西、重庆、湖南三省一市，属于不同的省、市管辖。但长期以来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征，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文化、娱乐文化、巫文化、道教文化等。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成为史学界难解之迷。如悬棺、《黑暗传》的形成、唱孝歌（鄂西称跳丧舞）等。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从庸文化角度来考虑，很多问题便会从中找到端倪。以笔者之见，能够显示古庸国共同文化特征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语言文化。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极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应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这种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历经多少朝代？也一直是个难解之迷。就现在竹溪、竹山所居住的人口成分来看，真正在这里居住上千年以上者已经查无踪迹，大多数来自江西、湖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重庆、广东等地。一部分人虽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仍然保留着其祖籍的方言，但最终仍被竹溪老居民地方话所同化。如清代湖南、湖北东部（俗称黄州人）来竹溪定居的移民，建国初还有很多说祖籍地话，到现在其后代几乎完全被竹溪方言所同化。我们说，一个地区某种方言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就移民区而言，谁被谁同化，取决于操某种方言的某一群体人口数量的多少。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郧西、郧县（鲍峡、胡家营一带）、旬阳、平利、白河、镇坪的一部分、竹山（县城关及北部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还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虽然历朝历代外来人口不断涌入，但就某一个时期来讲，其外来流民仍然比土著人口少，很难对土著人语言产生影响，其祖籍方言最后还是被当地方言所取代。当土著人逐步外流后，已被同化的外来移民又担当起传承及延续当地原土著方言的“接班人”，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竹溪、竹山方言中有上百个独特的语言词汇，很多有音无字，表意也相当丰富，外地人很难听懂。奇怪的是，这些语言词汇，也存在于江汉西部地区重庆东北、陕南部的地区的方言中，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一样。比如，竹溪人将墙基处称其为“墙根脚”，郧西、白河也这样称谓。竹溪人原本将父亲称“伯”，三峡地区、奉节、巫溪一带也将父亲叫“伯”。竹溪人过去将加餐（吃肉、喝酒）称其为“做神父”，有一首民歌《上漆山》中有一句词：“六月三伏天，这山扒那山，酒肉神父都不沾，两腿软绵绵。”而奉节、巫溪、平利当地居民，也有将吃肉、喝酒称为“做神父”之说。还有“姐姐做鞋妹妹剪样”、“照葫芦划瓢”、“出头的格子（或椽子）先烂”等方言格语，在古庸国所属地均通用。
     2、丧葬文化。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一般称其为“悬棺文化”。长江三峡的区、汉水流域、重庆、四川、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有人认为是巴人的祖先的一种丧葬文化，有人称其为“僰人棺”，也有认为是楚人的风俗，还有人说这一丧藏文化起于福建，传入长江、汉水流域。说是巴人文化，为何在其祖先起源之地清江、沮水流域难觅踪迹？为何在巴昌盛时代所定居地嘉陵江、渠江流域少见？其实，巴人并无岩葬的风俗，而是实行墓葬。《华阳国志》记：“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已经明确巴人并无岩葬风俗。近年在重庆市内出土的大量古墓葬，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是否为僰人棺？据查，僰人也无在悬棺之地定居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记：其地“西至僰道，东至涪陵。”《旧唐书》记载：“僰道。汉县，犍为郡治所。故僰侯国，梁置戎州也。”按照上述载，古僰人（僰国）居住地应在现四川南溪一带。不会在今重庆东北。说是悬棺文化从福建西传，似乎也难以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三峡、小三峡的地区的悬棺，应该归属古庸国岩葬文化。不仅长江三峡地区有悬棺，在临近的湖北竹山（官渡河）、郧县（鲍峡原称神仙棺，后因修公路棺岩被毁）、竹溪和陕西平利等地均有所发现。清《郧阳府志》就记载竹山南部官渡河（堵河支流）有悬棺。庸国的岩葬风俗甚至延续到清末至民国初年。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还人死蛇蜕壳。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竹溪多年来的风俗，“老人”就是“死”与“去世”的一种避讳。在竹溪如果说某家“老人了”或“老了人了”，就是说某家有老年人死了，这种风俗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老人洞与悬棺并无本质区别，应同属于岩葬文化。岩葬文化延续多年，后来象那样比较适宜丧葬的岩屋越来越少，凿岩又并非易事，随着陶砖的出现，人们在土山上或坡地中用陶砖造成洞穴模样，将人葬进去。1983年，蒋家堰一农民在建房时，将屋基边一土坎上的两个陶洞拆除，里面却有两架白骨。两架白骨的脸部均朝下，与现今丧葬风俗不同。2003年，竹溪县城东在故竹溪河道边切山建房时，也发现两个陶穴，亦为丧葬所用。说明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最近在竹溪县向坝乡境内惊现的一具干尸，就是在一岩洞中发现的（注：2006年春，笔者实地考察时，因近年洞口塌方，雨水侵入，干尸大部已开始腐烂，尚有部分皮肤可见，覆盖尸体的棉被仍保存完好，从棺木的情况看，死者很可能为清末年间所葬）。在竹溪县桃源乡八里峡口，有一个坟墓就葬在河边一岩洞中，其后代仍在当地居住。庸人有岩葬的风俗，这就不难解释，庸国立国千年，为何至今仍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现今重庆南部、四川东部、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岩棺，实际上应为古庸人将自己古老的岩藏丧藏文化带到了新的定居地。这与古庸国被楚、巴、秦所灭后，庸国人向湖南、江西等逃亡的历史文献记载是相符的。
     庸人不仅在新定居地带来了岩葬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铸造文化。庸国被灭以后，庸人中有一支远走东南瓯越（福建）山地，成了后来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这个外来民族以善冶炼青铜器著称，最初被称为“钺人”，钺与镛意义相通，都是指善于冶炼青铜的意思，钺是一种青铜兵器，这也显示了以武立国、精于冶炼的巴镛人的一个特性，在古代，钺越二字相通，钺（镛）人后来才被叫成越人。这支越人就是庸人的后裔，武夷山区一带存在大量秦汉以来的悬棺崖葬，与庸人的风俗完全相同。
     丧葬文化独特之二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鄂西人称之为“跳丧舞。”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打夜锣鼓在江汉中西部地区有系统完整的歌词，带专业性的歌手。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有的地方将其本子称其为《黑暗》。竹溪、竹山南部山区很多唱孝歌者均熟知或了解《黑暗》中很多章节的唱词。《黑暗传》不是出在某人某时某地，而应该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江汉西部“唱孝歌”风俗还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远古时，一位孝子母亲去世，这位孝子与其舅两人一起守夜。夜晚瞌睡实在熬不住了，舅甥两便起身围着棂柩哭唱。后来演变成现今的打夜锣鼓。这种传说虽无从考证，但符合江汉中西部地区古庸的情理。
     3、巫文化。古庸国是我国巫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山海经．大荒西经》称灵山有十巫（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今已被证明均为早期的庸人。其后十巫中最强大的“巫咸族”也建立了一个“巫咸国”（中心在今天的巫溪县一带）。在屈原的作品里巫咸、巫姑、巫彭多次出现。巫咸、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彭精通医道，巫咸除精通医道外，还精通天文、乐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医道、天文、乐器等，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庸国所属江汉西部各地，明、清以前均有“民多信巫”的记载。至今这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比如竹溪民间常有小儿患夜啼，其父母便用纸写上一段咒语：“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念一便，一夜睡到大天亮。”这种巫术在鄂、渝、陕边境地区非常流行。还有“偷物讨骂”术，如初生的小儿吵夜，其父母专门到那种平时喜欢谩骂他人的妇女家里，将其当用的家具（常为菜刀、火钳）等“偷走”，惹其吵骂。越骂的厉害偷物者越高兴。待小儿痊愈后，又偷偷地将其家具送还回去。还有“烧胎”“喊黑”、“打煞”、“念句”、“将军箭”等。烧胎（即某人或小孩多灾多病，化七家丝线，将为烧者的生辰八字写在鸡蛋上，缠上化缘来的丝线，用树叶、黄土包好，放在灶洞灰中烧）、喊黑（小孩在外摔了跟头，其母在夜间上床睡觉时拍打床边，呼喊着小孩的名字叫他回来，用以招魂）、打煞（某人突然昏倒，一人将患者坐扶，两人抬一竹箥篓盖在患者头上方，另得人用碗或泥瓦盛上红火灶灰，连碗（瓦）带灰砸到箥篓上，并高呼“打好了没，打好了。”）、念句（竹溪方言句字带儿化音。某人突然不舒服，呕吐，认为有死者“多嘴”，说了患者什么。于是用三支筷子，在碗中直立，碗中方上一些水，撩水浇筷，并一边念着原与患者相熟的死者名字。如念到某死者的名字，筷子立了起来，就认是其多嘴。然后秉告他让患者快愈）、将军箭（胎儿出母体便尿了尿，民间认为犯了将军箭，以后灾难必多。便于小儿出生后的某日在岩石上凿一人拉弓箭的图案，用以消灾），这些巫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积累着宝贵的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4、诗歌、戏剧、棋艺文化。庸人因为善于铸造铜器而被称为“镛人”，又因为善于建造城池攻守之道，被称为“墉人”。庸人不仅能征善战，而且能歌善舞，并发明鼓等乐器，故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庸鼓”。《华阳国志》称：“巴师勇锐，歌舞以凌人，前徙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尚书》中并无巴人参与武王伐纣，何来巴师“前歌后舞”？从道理上讲，应为“庸师勇锐，歌舞以凌人”。庸人骁勇善战，并很早就发明了乐器，这与《尚书．牧誓》中南方八国庸为首是相吻合的。据文构先生研究，在屈原之前，“楚国虽有歌舞、巫歌，但没有象楚辞一样长篇的文学作品；巴族虽然有内容丰富的祭神歌舞，但是没有中原文字记录的歌词。”屈原之所以能够首创离骚体文学作品，一来屈原本身出身于庸国，熟知本氏族文化，后又为楚人，熟知楚文化，能够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庸人非常重视祭祀活动，并早有规范的祭词。这与屈原作品《九歌》、《招魂》等祭词的产生，有着直接渊源联系。庸人的祭词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象《黑暗传》这样的长篇叙事史诗及内容丰富的孝歌唱词。有的学者认为，《九歌．东皇太一》祭祀的主神是是伏羲（又叫庖牺），伏羲太昊氏是庸、巴、楚的共同祖先（也是苗人的祖先），屈原将其放在祭神歌舞活动的第一位，主要是屈原怀有深厚的民族情节。《九歌．河伯》祭祀的是黄河之神，并非庸人所必须祭祀的对象，与庸、巴、楚氏从北方南迁有关。这一分析不无道理。在笔者所收集的民间《黑暗》唱词“玄帝老祖洞中坐，四十八祖来朝贺。玄帝老祖生斗母，斗母出世生混沌。混沌初开生洪均，后传子牙一门人。”中，首先也唱及北方之神。这与屈原的祭词是一致的。庸人还发明了棋类。古史载：“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由此看来，可能并非一个帝王公子发明了围棋，而是庸人发明的围棋。
     庸人善于歌舞，在《诗经》中亦可见其端倪。《诗经》中《江汉》及《鄘风》中一些作品，很可能就出自庸风。世有“吉甫作诗”之说，尹吉甫为周武王的大臣，其出身地即庸国的附庸之地麇国（现今房县）。庸国的歌舞后来发展成山歌、戏剧。两竹高腔（实为竹溪、竹山两县流行的山歌）、薅草锣鼓、闹房花鼓调（男女结婚的当晚亲友在洞房中唱歌戏闹，歌词有一定的格律），主要源头就在古庸国的歌舞。我国著名的戏剧汉剧及竹溪地方剧种山二黄，其发源地都在江汉中西部地区，其中汉剧后流传到湖南和安徽等地。山二黄为我国地方戏剧之一，原本也自称汉剧，因其曲牌等有一定差异，建国后才被确定为山二黄剧种，其原产地就在竹溪至陕西安康一带。据竹溪文化部门的老人讲，过去别地汉剧开场锣鼓都没有竹溪的好，20世纪50年代初，省文化部门专门派人到竹溪采录汉剧开场锣鼓曲谱，即现今汉剧通用的开场锣鼓。清同治版《竹溪县志》记载竹溪有“钦定乐器”编钟、编罄、琴、瑟、萧、笛、排萧、埙、篪、笙、应鼓、博拊鼓、柷、敔、木笏、麾幡、羽龠、旌节共十八种，乐曲六章，另有一章“乐舞”不详。上述乐器大部分在《尚书》、《诗经》中有见。这些文化形成，不是偶然的，不是一朝一日就有的，也不是单纯在哪朝哪代才，应该有其根基。根基在哪儿？古庸国歌舞、祭词就是其真正的根基。
5、茶文化。“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茶在中国作为饮料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唐时期，茶叶已成为一种官府严格控制的特殊商品。走私茶叶，如同走私盐一样以死罪论处；茶叶的赋税规定为“十之一”收取。早在商、周时期，庸国人就发明了茶叶和生漆，并将茶叶、生漆作为贡品。作为庸国都城上庸所在地而言，唐宋之前的确少见茶叶的历史记载，但并不等于这里就不出产茶叶，也不等于庸国不是中国茶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华阳国志》中所记巴地：“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供之。”其所说的漆、茶叶产地“巴”，实际上包含庸国的三峡地区，即后来的峡州、夷州等地。在三峡一带，庸人的茶文化后被楚人所继承。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经》所记载的“八之出”山南六州，其中金州、峡州即全部或部分为古庸国属地。《广雅》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的荆巴间，即言明古庸国属地出产茶。《太平环宇记》在介绍房州竹山（时上庸县已并入竹山县，故含竹溪）后，有“土女治麻楮，不事蚕桑，男子刀耕火种，不知文学，其於信巫鬼，重淫祀。土产，贡葛、蜡、硝、茶。”有人认为，因该书在房州后有章节遗失，这里有可能说的是归州。即便如此，也是古庸国属地。《新唐书》记载，归州巴东郡（县三：秭归、巴东、兴山）、夔州云安郡（县四：奉节、云安、巫山、大昌）、金州汉阴郡（县六：西城、洵阳、淯阳、石泉、汉阴、平利）三郡特产“土贡”均有茶。唐《通典．食货．赋税》还言明了茶叶作为赋税的数量，即安康郡贡茶１斤，夷陵郡贡茶250斤，灵溪郡贡茶100斤。当时全国将茶叶作贡品者，仅记载有安康、夷陵、灵溪三郡。从上述资料看，古庸国属地其他地区都产茶叶，有的早在汉唐时期就享有盛名。奇怪的是：唯独其都城上庸周围无茶叶种植历史记载，这应该是说不过去的。茶叶文化的兴起，绝非一朝一代，并具有一定的地区性。古上庸周邻地区是否不适宜种植茶叶呢，答案是否定的。上庸周邻地区现竹溪、竹山应该与其他地区一样，茶叶种植同样历史悠久，同样是茶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只不过在汉唐时期这一带长期处于战乱，茶叶种植规模相对较小，因而被史学家遗漏。竹溪在清末时期就有梅子垭毛尖茶为“贡茶”之说。在竹溪县文化馆里，还收藏有一件出土的青铜器，下面为一个小鼎，上面有一个铜碗，碗口一边制造有缺口。据研究，这件青铜器即古人煮茶所用。清《竹溪县志》记载：在明清年间竹溪居民不仅有饮茶习俗，还在县城东西两地开办茶亭，作为善举供过往行人饮茶。茶叶还是民间作为一种巫术“避邪”所用的“五谷盐茶”之一。在竹溪汇湾乡梅子垭，有一亩左右的古茶树，据研究很可能为宋代茶园。据当地土居《卢氏家谱》记：其先祖梁山好汉卢俊义之子为逃避官府追杀，隐姓埋名于此。这片茶园即其逃避竹溪的先祖所种。1983年，本文作者甘启良曾与原天宝乡干部余以新同志在天宝杨家坪村龙王沟一山谷见到两蔸古茶树，其中一蔸高约３米，有三棵主干，每个主干直径约13厘米。据推算，树龄至少在500年以上。两蔸茶树虽长在山林里，树蔸下面却砌有石坎，可见有古人培植。与茶树隔沟相望的正对面悬崖上有一岩洞，洞口有残存石墙，明显有古人居住。当时只有黑白胶卷，树林中无闪光灯，照片没有拍好，后底片丢失。遗憾的是，2004年，笔者再去寻访那两蔸茶树，无奈时过太久，树林生长太密，难以确定其准确方位，又传被人砍掉，终未找到。杨家坪为竹溪茶叶老产区之一，早在1980年前，就号称“万斤茶叶”村。该村山林中，到处可以见到野生的茶树。在天宝乡小桂、大桂，百年以上的茶树到处可见。这些古茶树，记录着竹溪茶叶文明文化的历史。
     庸国还是我国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盐自古就被视为人体必须之物，管子曰：“濮阳彼尽食餽之国，无盐则肿。”古庸国富强，与其地产盐有关。早在夏商时期，庸人就在鱼邑开发了盐泉，用以煮盐，并打开了通往楚、秦（现陕西、湖北、河南）等地的盐道。秦地少盐，楚灭庸后占领了庸人的盐泉，籍以控秦。秦国派白启占领了鱼邑之地，夺取了原庸地盐泉。据史书记载，秦楚战争，首先就是从争夺庸人盐资源开始的。关于盐的起源，在现湖北竹溪、重庆巫溪亦有一个相同的传说：古时竹溪有两位猎人，发现一只白鹿，猎人一直向南追赶，追到现巫溪境内大宁河，白鹿险些被猎人捉住。白鹿再向南逃窜，至大宁场钻进一个岩洞，化作一股白色的盐泉流了出来。后来，盐民们在洞口竖立两尊猎人石像，以防白鹿逃掉。猎人追捕白鹿的那条河流始定名为“白鹿溪”。
     除了上述五种文化有共同之处外，服饰、饮食、建筑风格、风土人情，均有很大的相同或相似之处。鄂西土家族的服饰（男子裹巾，女子包头，疙瘩衣扣），与鄂西北1960年前民间服饰几乎没多大区别。清咸丰年间四川《云阳县志》所记的一种风俗：四月初八清晨，各家自书纸条：“佛生四月八，毛虫今出嫁，嫁往深山去，永远不回家。”其言贴了这种纸条便可以避毛虫。竹溪亦有这一风俗，而且在农村至今尚在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