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竹溪县就出现了兄弟三人同为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而先后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他们就是誉满竹溪的“何氏三英”，名字分别为何恐、何馥荪与何立人。
    富甲一方的鼎盛家族
   “何氏三英”的父亲名何常甫，何常甫之父为何鸿志，乃清同治年间(1865年左右)县衙内掌管田赋钱粮的吏员，是—个颇有社会声望的人士。何鸿志病逝后，何常甫继任接替父职，家道尚算宽裕。但随着何常甫子女的日益增多，仅靠县衙吏员之微薄俸禄，已不足以维持一大家人口宽裕生活之需。于是，便辞去公职，经营一家名曰“益泰恒”的杂货铺。凭着父子两代在县衙经管田赋钱粮所累积的丰富理财经验，何家不乏生财之道。到了1927年时，何家仅在城关小十字街就有房屋26间，收租20多担。杂货铺经营着各种兽皮、棉线、细料碗杯等金广杂货。利用老家在汉口(何家原籍汉口，移民竹溪)和汉水、堵河的舟辑之便，水运货物，往来于汉口和竹溪之间，大生其利。由于经营得法，何家的商贸利润象滚雪球一样成倍增长。民国六年“益泰恒”商号第一次盘点时，据粗略计算，仅库存一项价值就已接近30万两白银。其它船运途中之货，因未到帐，无法计算其价值。当时的“益泰恒”铺面大、生意广，是民国初期至中期竹溪县最大的一家杂货铺，称何家为当时竹溪之首富，一点也不为过。何家请用管家员工最多时达20多人，何家全盛时，何常甫拥有六男三女，加之刷、子辈，总人口达28位之多。
     长子何楚QI，名绍周，字剑LING。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清末成人，十分精明能干，是经商的好手。父亲令其在汉口统一街设立货站，并整顿水路货运。在他的调度下，“益泰恒”的购销更加规范系统；汉水、堵河间几千里的水运货船，皆能准时到达。绍周在汉口时，因受二弟何恐影响，便参加了革命的外围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逃离武汉，后辗转四川万县、福建和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在《湖北日报》社工作，1953年病故。
     次子何楚ZHEN(1900—1930)，字毅生，号孔，是湖北早期青年运动的领袖，参加革命后改孔为恐，意即献身革命，无所畏惧。何恐于1917年本县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便考入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被选为该校自治会总干事。这所学校是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活动地点之一。在他门的影响和教育下，何恐于1920年第一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0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1925年间，先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区委委员，武昌地委组织委员、书记，武汉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全国学联理事，团省委委员等职。1925年底，被组织派往日本留学，期间是中共留日支部负责人之一。1926年底从日本回国，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青运秘书。作为青运领袖，何恐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他和施洋并肩战斗；带领武汉地区一万二千多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积极发展党团员，扩大革命力量；他几乎参加了所有武汉地区的游行示威活动，是站在大革命运动前列的勇士。
      三子何楚锐，字涤尘。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中文功底扎实，喜文。与四弟何馥荪情谊最为深厚，馥荪牺牲后，深受刺激，不久即精神失常，于1932年病故。
      四子何楚钥(1903—1929)，字馥荪，又名宗周。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幼年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成年后辅佐父亲经商治家，是“益泰恒’’的主要支柱。由于受二哥何恐的革命影响，经常阅读进步书籍，受到了基本的革命知识教育，是中共党组织在竹溪发展的首批共产党员之一。
     五子何楚钊(1909—1942)，又名功珍，号立人。幼年就读于县 立高小，1925年就读于董必武革命活动重点之一的武汉中学，后考入武昌中山大学。受其兄何恐的教育和影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六子何楚铭，生于1913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因大哥绍周、五哥立人均逃亡在外，二哥何恐、四哥馥荪先后牺牲，三哥楚精神失常，父母亦在1929年初相继去世，故为何家当时唯—持家之男丁。家庭惨遭变故和生活重担之压力，全落在他一人身上。1932年刚20多岁时，即须发皆白、骨瘦如柴，因积劳成疾当年便病逝。
     何常甫的三个女儿及其孙子辈们，因本文篇幅所限，这时不作介绍。

     轰轰烈烈的竹溪农运
     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1925年董必武参加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省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派驻湖北省指导党务，积极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此时，已是共产党员的何恐，作为省党部的青运秘书，从国共两党来讲，都在直接受董老的领导，必然也就受到了他更多的教育和影响。1927年1月，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胜利，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这就更加鼓舞了湖北地区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心。身在武汉的何恐，非常关心家乡的革命运动。经中共武昌区委决定，亲自委派五弟何立人，以国共合作特派员的身份，回竹溪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何立人于1926年冬带领在武汉读书的党员陆树声、杨明智等20余人回到竹溪闹革命。1926年12月，何立人、陆树声等组织党团员，在县城大街小巷张贴标语，举行游行示威，揭露和抗议土豪劣绅欺压穷苦百姓的罪行。包围了县参、议两会驻地，将议长杨玉阶为首的四人逮捕，并将杨绑在旗杆上示众，大煞了土豪劣绅的威风，推翻了这两个代表竹溪地主阶级的专权组织。
      1927年春，何立人等在县城北门街，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竹溪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竹溪特支”)，支部书记华丽中(后叛变)，支部委员何立人。同时还在县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竹溪县党部”，何立人以国共合作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县党部，并担任县党部执行委员。成立县党部之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青年学生、儿童团员、农协会员、手工工人的人群挤满了山城的大街小巷，“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县参、议两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动山城。会后游行示威的队伍，上起廖家河，下至三堰坝，几十里的山河都沸腾了。人们惊喜的传递着一个震奋人心的消息，即穷光蛋门要翻身了，泥腿子们将要当家作主了。中国国民党竹溪县党部，是国共合作的县党部，大多数执行委员都是共产党员，执行的是共产党的政策。在他们的领导下，组织实施了几次重大的革命活动。
      一是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县农协会是在原有的基层农民协会的基础成立的，左登夫为县农协会主席，丁天枢为农运部长。县以下共有9个区农协会，42个乡农协会，全县农会会员达到16000余人。县农协会为了推动农运工作的深入和土地革命的开展，率农会会员先后在中峰、龙坝等地斗地主、打土豪，进行人口登记，划清敌我界限。没收了天台山和中峰清泉寺的公田公地，分给农民耕种。在烧田坝的登记活动中，还对土豪劣绅规定了“三不准”，即：“不准加租、不准加押、不准加佃、实行减息”。对破坏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采取强制性措施，有的实行游乡游街，有的予以逮捕关押。使土豪劣绅的威风扫地，沉重的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让穷苦百姓们也有了挺起腰杆子的日子。竹溪县的农民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轰轰烈烈。此时竹溪县的政权，事买上已经掌握在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农会手中了。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正式成立了所谓“国民政府”和“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定都“南京”，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对立。并在上海、南京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至此，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此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仍在武汉，宁(南京)汉(汉口)尚未合流，国共两党尚未彻底决裂。国民党竹溪县党部和县农协会，仍在坚持革命斗争。到了1927年7月，留在武汉的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分共”的决定，追随蒋介石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国民党除少数左派外整个都背叛了中国革命。喊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全面失败。武汉为白色恐怖所笼罩，竹溪县的革命运动也面临着极其险恶的环境。
      二是组织了农民军，举行了起义。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粤、赣等地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重要的任务。1927年冬，中共党员董达夫受省委指示，来到竹溪组织农协会举行暴动。“中共竹溪特支”积极执行省委指示，在中峰、龙坝、蒋家堰、秋沟塘等区乡，集中农协会员近千人。经过组织和培训，组建了农民军。并策动县监狱典狱长詹筱阶和监狱士兵反水，加入了“农民军”。“农民军”在关垭老阴山一带树起义旗，高呼“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号，揭开了竹溪农民暴动的序幕，“农民军”持续活动达月余之久。摸敌情、打土豪、吃大户的活动，搞得土豪劣绅们日夜不得安宁，革命斗争取得了初步成果。
      三是击退了“神团”的进攻，保卫了义军的初步成果。竹溪的土豪劣绅非常敌视“农民军”的初步胜利，经过策划，他门勾结陕西平利“神团”、“乌鸦阵”等反动组织共千人左右，进驻城西廖家河一带。1928年9月全力进攻竹溪县城，妄图一举拿下县党部，镇压农民运动。“中共竹溪特支”及县农协，急调“农民军”进城，动用我所掌握的保安队(自卫队二中队长灰俊臣为中共党员)手中的百余条快枪，迎头痛击“神团”，打得他们尸横田野，狼狈而逃。农民军的胜利，激起了竹溪土豪劣绅们的加倍仇视。侧门联合上书反动军阀，襄阳镇守使张连升，污“农民军”为匪。并向张连升求救，在重金买通下，1928年冬张连升派了一个团，来到竹溪镇压“农民军”。“农民军”由于缺乏粮食储备和枪支弹药，加之更缺乏军事人才，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张连升部砸毁了县党部，逮捕了何立人，何馥荪、灰俊臣等人，其他革命者也都被通辑。何立人、何馥荪、灰俊臣等人虽于次年2月由何常甫花重金赎出，但竹溪革命却遭受重创，自此转入地下活动。
  “中共竹溪特支”的另一重大活动是争取军事力量，准备武装起义。1928年春，县知事郝辑自带一营“清乡军”，凭借武力上任。到任后准备扩大力量，筹建地方武装“竹溪旅”，自任旅长。“中共竹溪特支”利用何馥荪与“清乡营”营长张诚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将共产党员黎春泉安插进去，任旅部参议。拟为日后我党掌握该部，组织武装起义打下基础。郝辑急欲扩大队伍，想以武力收编竹山、房县两县之自卫队。“中共竹溪特支”极力支持，并筹集了20多条快枪作以准备。1928年夏秋之际，在攻打竹山杜子翼部之前，谁知因失泄秘密，队伍在竹山宝丰即被偷袭。事情败露，情况发生突变。湖北省政府立即新派县长秦楚卿，带郧阳自卫团队来到竹溪，将郝辑拘捕送省。秦楚卿到任后，大量启用地主阶级土豪劣绅的代表人物，将同情革命的营长张诚诱杀于县政府东花厅内。党组织的这次计划遭到严重挫折。
      抛洒热血的一门三英
      1927年7月15日后，武汉便在一遍白色恐怖之中，何恐因在大革命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及青运领袖的突出地位，故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追捕的对象。其于1927年9月，在武汉首度被捕入狱，后因越狱成功而脱险。1928年8月，何恐受中共湖北省委委派回竹溪巡视，以加强地方组织建设，但被竹溪反动政府察觉而极力搜捕。迫不得已，于当年除夕之夜化装逃离竹溪，经由平利、西安至武汉。但被叛徒，原国共合作孝感特派员万家佛所出卖，随即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仍坚贞不屈，继续向狱友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揭露反动派残酷迫害革命者的罪行。在法庭上面对反动法官“何恐、何恐，何所持而不恐!”的责问，豪迈地说：“我为马列主义，人类最崇高理想而奋斗，共产主义乃我所持之理，有何之恐!”反动法官张口结舌对不上来。反动派对他既怕的要死，又恨的要命，终在1930年9月7日，将何恐等16名同志杀害于武汉和记蛋厂，并极其残忍地将他们的尸体都抛入长江之中。何恐就义前带领15名战友，昂首挺胸，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最后的胜利属于红军!”慷慨激昂的口号声，震动了长江两岸，牺牲时年仅30岁。
      1928年冬，何馥荪、何立人在竹溪同时被反动当局逮捕，何常甫花重金买通当局，1929年2月，兄弟二人被保释出狱。出狱后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只不过此时工作已转入地下。1929年春，何立人奉调回省，何馥荪担任“中共竹溪特支”主要负责人。当年农历三月，“中共竹溪特支”在甘家岭秘密召开全县党员大会。虽遭大革命失败的惨重打击，不少党员纷纷外逃，但出席大会的党员仍有近30人。会议确定中共竹溪县党组织今后的中心任务仍是围绕以武装暴动为主题。会议决定，对原农协会会员，继续加强准备武装暴动的组织和宣传。除此之外，还计划对竹溪南山一带与四川交界处，两小股被逼为匪的农民武装加以争取。但入会者中有叛徒，并向反动当局告了密，敌人再度加强了对留在竹溪的中共党员的搜捕，何馥荪不得不潜伏在农村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农历五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何馥荪悄悄回到县城家中换洗衣服，被严密监视的反动军警发现，当即被捕。当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黎明，被竹溪反动当局押出西城门，在北城墙下(今中药材公司办公楼处)将其杀害，时年仅26岁。同时被害的共产党人还有黎春泉、周惟一、詹筱阶。临刑前杀手恶毒的对何馥荪说：“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到了!”何馥荪极其蔑视的对杀手说：“我们共产党人为革命献身，视死如归，中国劳苦大众如汪洋大海，革命终究要胜利。二十年、三十年后，当共产党在全国胜利时，那就是你们人头落地、彻底灭亡之时！”说罢从容就义。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秋，何立人在竹溪被捕，1929年2月被保释出狱。3月即奉党组织调令返回武汉，随即被派往上海工作。上海党组织派其去苏北军委工作，并担任军委书记。1937年返回上海，负责工运工作。1937年上半年不幸被捕，关在苏州监狱。虽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1938年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到广州，与广州党组织接上关系后，被派往延安。在延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即被派往由薄一波等领导的“山西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工作。随即被任命为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晋东南黎城县县长，后升任太岳地区专员。1941——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日寇纠集重兵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我主力部队则事先转移到敌人后方，由地方武装和民兵阻击、困扰敌人，使敌人每每扑空，数以百计的“扫荡”被粉碎。但我与“扫荡”之日军发生遭遇，却是经常的事。
      1942年5月，日军向太岳地区“扫荡”时，何立人抱病转移，在转移途中与日寇遭遇，于山西泌源县壮烈牺牲。郧阳籍的老一辈革命家、理论家杨献珍同志，1954年在给何恐烈士之子何国瑛的信中，有这样的内容：“你父亲(何恐)是在1930年牺牲的，你五叔(何立人)是1942年在山西泌源县牺牲的，他牺牲时我们不在一块儿，后来听说‘他有病，在一个地方休养，日寇‘扫荡’时，他在转移途中遭遇敌人，是这样牺牲的。”何常甫虽家财万贯，但心胸开朗豁达，并不吝啬。革命所需经费成千上万的支出，也是在所不惜。大革命失败后，为营救两个儿子及其他革命党人，更是花费巨资，以致“益泰恒”濒临倒闭，也无怨无悔。故《武汉青运史资料.回忆何恐烈士专辑》一书中称其为“一位开明的地方绅士”，还认为何恐兄弟数人献身革命是与“家父的严教”分不开的。何常甫于1929年正月安祥去世。作为一个民族工商业资本家，能够积极支持革命，并毁家纾难，如此深明大义，实属难能可贵。作为一个父亲养育了四个革命者，且三个共产党员的儿子，都先后捐躯革命，一门出三烈，实配可赞可敬。“何氏三英”作为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民族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春秋高歌。
      “何氏三英”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竹溪人民永远怀念“何氏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