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溪历史文化究竟怎样定位，尚无一个明确的说法，但也不是没有，如茶文化、竹文化等等，只不过概念不够明晰而已。竹溪有着悠久的种茶史，据传梅子贡茶就是始于唐代武则天皇后当政，中宗李显被贬房陵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五百余年来，竹溪不但继续传承着悠久种茶史，而且饮茶的习俗也得以升华，成为一种善举，不断地丰富着茶文化的内涵。
      古《竹溪县志》载：“邑西葫芦坡，绵亘二十余里，无居人，少林木。（清）道光初年，邑绅李昌平造茶亭于上，子荣春除捐山地一分作煎茶费外，又约员生徐步墀。道士张本鸿，同捐资置，重建茶亭，行旅至今赖之。”另载：“周焕南：故孝廉周晟之弟，素好善,于水坪东岭之原建茶亭施茶,行人少憩,不苦渴焉,竹溪西进东出的要道上,施茶解渴善茶垂垂。可见竹溪不仅有着悠久的种茶史，也有着高尚的饮茶史。但古《竹溪县志、物产》中并无茶叶的记载，原因是竹溪历史上种茶并无规模，未能形成产业，故尔无有记述。同时竹溪县至今也不见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茶馆，至于从喝茶中衍派出的茶道更无从说起。可见竹溪历史上的茶文化，仅只局限于小规模的种茶、制茶之茶艺及施茶解渴以行善的层次上，与茶文化的最高层次茶道相差甚远，只是一种原始的、尚未发育完全的茶文化。
     竹溪的竹文化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竹溪县志、物产》中，仅竹之属就记有：“水竹……苦竹、山竹、茨竹、紫竹、班竹、金竹、龙头竹”等八种竹类，以及奇特的一茎分两枝的双竹。竹溪河也因溪流穿越山涧竹林汇聚成河，而得名。明成化十二年（1476）竹溪县设立时，就因境内的这条竹溪河而得名。可见竹溪竹文化的源渊与流长。史料还载有一趣事，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任竹溪县教渝的蒲圻举人李标。于十三年前“梦至一茅斋，扉竹、几竹、榻竹、屏竹、窗棂、榱桷（檩子）无一不竹。”谁知十三年后竟来到竹溪，开始长达十一年之久，且颇有建树的学官生涯。对此他认为是“竹招其魂来溪为吏”。由此发出了“竹耶、我耶，竹耶、梦耶，夫以竹梦我……以我梦竹”的感慨。故尔“颜（言）吾斋曰：醒竹（草堂）”。可见竹溪竹文化对人影响之深，竟能深至梦境而左右人生。当然这只是一种宿命的说法，而且这种影响也只局限于当时的竹溪上层人物及土林学子，而黎民百姓，也仅是本能的生产和利用着各种各样的竹制品，进行着田间劳作和家庭生活，而生生不息。即竹溪历史上的竹文化并未能深入人民群众，而形成一种影响全民的主流文化。那么竹溪历史文化的主流，究竟是什么呢？依笔者之浅见，应该是“移民文化”。事实上竹溪县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移民息息相关的衰荣史。
     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王朝以前，竹溪县曾是古庸国的居地。古庸国作为周的盟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灭掉了当时号称“天下共主”的商纣王，从而在周朝取得了单独立国的合法地位。庸处在秦、巴、楚三国之间，庸君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极度威胁着楚国的安全。楚庄王便联合秦、巴两国，共同出兵，攻入了庸的腹地方城（今竹山西、田家坝一带）一举灭掉了古庸国。据最新考证，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611年，楚国灭掉庸国时，庸已亨国435年，从此古庸国所受的封爵和树立的姓氏一概没有了。庸的国土也被一分为三，巴得鱼邑（鱼腹邑，今之重庆的巫山、巫溪、奉节等地），金州（今陕之安康地区）后来属秦，楚则仅剩下了庸的核心领地（今两竹及房县部分地区），并设立上庸县。其国民也大都随属地而被分而治之，但庸国的王公贵族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楚国的强制下，他们则必须带一部分奴隶与子民，离开原封地迁往它乡。以防他们利用地利、人和，并借助一旦出现的时机——天时，而兴灭国，继绝世达到复辟的目的。亡国后的庸之王公贵族，究竟迁往何地，史料无记载。只知道后来在楚属的河南境地曾出现过庸的封号和方城的地名。至于此时豫地的庸和方城，是否就是古庸国王公贵族们迁移后的另设与重建，或是还有其它关系，因缺乏考证，就不得而知了。但竹溪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外迁，却是在庸国被灭后的一次必然之举。
     上庸县在今竹溪的土地上设置后，虽曾多次易名为武陵、新丰、孔阳等县，但最终还是以上庸县之名，于北宋初年（公元960左右）省去后并入竹山县。上庸县被省并后，必然又伴随着一次较大的移民行动。而这次的移民，大都是原县城（有人认为在今三堰坝一带）的居民。县城因建县而兴，必然也因撤县而废，移民的外迁一般遵从“穷奔深山，富奔平川”的规律。他们中的富商工贾，必将奔向新的都邑，以求发展；而贫困者必然流落乡下林间，以图生存。竹溪历史上的这两次外迁移民，一是因亡国；二是因废县，从而导致了竹溪沦国为县，废县为社里的，两次大的衰败。
      此后竹溪所在一带的鄂、陕、川、豫等交界处的广阔山林之地，被列为禁区，一直持续到明成化年间。经过500多年的自然休养，这块“化外之地”，居然成为森林密布、长河深谷。土质肥沃、物产富饶之地。极易使人获得衣食的基本所需，故尔成为灾荒之年，饥民的所奔之地。到了明代中叶，朝庭虽然仍实行禁山政策，但禁者自禁，一遇荒年饥民多流入其中，不少盗贼亦同时窜入，成为他们共同聚集的一块地方。初时朝廷不予理会，认为是“小民为饥寒所迫耳！”但到后来流入其中的居民愈来愈多，被石和尚、刘千斤等人组织起对抗朝廷、人数竟达数万，时常出没于襄、邓之间时。明庭才重视起来，方派兵部尚书白圭帅四路大军并进予以讨伐。成化二年（1466）冬，流民义军首次被讨平。但过了四年，到了成化六年（1470）汉水流域再度发生饥荒，又有荆襄一带的饥民，几十万人流入深山。刘千斤的余党李胡子等趁机纠结饥民再度起事，这次从荆襄北到南阳的广阔地域都为之骚动。朝廷大为震动，再次派都御史项忠帅大军讨伐。项忠除剿杀义军外，对流民则多是派兵驱赶。勒令出山，不从者一概格杀。死者或忱籍山河，或弃尸江中，惨景比比皆是。项忠因滥杀无辜，被人称作“项屠夫”，而遭弹劾。到了成化七年底，荆襄流民起义再度被讨平。然而黎民百姓趋利求存是其本能，当战事平息后，仍有大量的流民不愿意离开这片土地，此时明廷方采纳设立府、州、县，开发辟区，编户籍、宽绫役，使流民安居乐业的长治久安之计。于是成化十二年（1476），便在鄂、陕、川、豫四省交界的广阔山林之地，新设商州和郧阳府，划地另置白河、商南、山阳、南召、桐柏、伊南、郧西、竹溪等县，以安插几十万流民。新没的竹溪县原属竹山县尹店社之地，即原上庸（武陵、孔阳）县之辖境。负责当时这项工作的都御史原杰，因境内有一条溪流名竹溪河，且县城就定在其中游北岸，故命县名为竹溪。当时竹溪安置的流民已过万人，全县民户在开始编户时，编为七社，即原住本地的土著编为一社，名尹店社。把新附的民户编为六社，名在城，竹溪、水坪、浪河、秦坪、柿河。过了两年，又查勘漏籍流民，于是又续编两社，名南江、后溪。时全县拥有一千二百七十二户，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八人，而原土著民仅占一社。可以说有移民方有竹溪，即成化年间大规模移民的内迁，方使竹溪有了立县的基础，迄今已有500余年历史的竹溪县实因流民移民而立。
      竹溪虽则立县，但却是处在“一个三省（川、陕、鄂）两边，动荡不安”的地方，历来为兵家必经之地，故屡屡遭致战火兵燹。明正德年间“蓝廷瑞、鄢本恕组织的川东农民起义，明崇祯年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清初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清嘉庆年间王聪儿领导的川、陕、鄂白莲教起义，清同治年间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帅军远征陕西、等等战事无一不兵临竹溪。对竹溪伤害最严重的战火为明末和清初的两次，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在转战中，曾四度攻陷竹溪，先后杀了训导王绍正和知县李孔效。崇祯十三年最后一次攻陷竹溪时，竟将县城夷为平地，一把大火将官署民舍化为灰烬。明军在对义军进行残酷镇压时，更是滥杀无辜，割民头以充兵首。连年的战火使得百姓无法生存只好逃亡他乡，导致竹溪县人口锐减，田地大量荒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初都无多大好转，到了康熙十三年（1674）接着又发生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潘之乱”。吴三桂的旧属襄阳总兵杨来嘉，及其部将竹山营游击谢泗，郧县营游击洪福、竹溪营游击洪源等全部起兵应叛。先后攻占了房县、竹山、竹溪等县，杀了竹溪守备甘继芳，逼走知县曹席珍，再次用战火洗劫了竹溪。造成了人口的再度大量流失和大量田地荒废。据史载康熙十九年全县荒芜田地竟达4612顷之多，实存田地仅为1002顷多一点。康熙年编审时，全县仅余463丁（青壮男人）可见当时竹溪荒凉之程度。战火使竹溪这个山林小县在明末、清初的百余年间，一直得不到恢复和重建。
      同遭上述战火劫乱的还有邻省四川，此时号称“天府之国”的一省人丁（青壮男力）竟不足十万”。为使天府之国得以恢复生机，清政府决定从长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入川。同时颁布垦荒政策：凡有外省客民将土地垦熟，许其占有，原主不得复问，故“移民如奔、如水就壑”，这就是清政府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徙政策。竹溪县与四川紧邻、情况又类似，故享有同样的政策。所以有大量的湖南、河南、江西、黄州等地的移民进入。移民大量的进入使竹溪人口入籍成份发生了重大变化。清《竹溪县志》载：“（竹溪原）陕之民五，江西民之四，山东河南地区之二，土著民之民二。今则四川、江南、山西、广东、湖南、本省武昌、黄州、安陆（今钟祥）、荆襄之人亦多入籍，亲戚族党，因缘接踵，聚族于斯。”移民的大量进入使竹溪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康熙十五年，朝廷又颁布了“以后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故人口猛增。至道光八年竹溪人口就达到8421户，97330人，到了同治四年全县人口就至114133人。就是这些先民们充分利用山岭、河川、寨洞的大自然之利，辛勤劳作，努力开拓发展，垦荒、改地、治理河川。使竹溪展现出“山荒而田日辟，地廓而民益勤，皋皋熙熙风齐邹鲁”的生机勃勃之景象。
      随着人们安居乐业，工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据古《县志》记载：“商多来自陕西、山西、河南、江西及本省黄州之人。百货俱陈，甲于都邑。”“其为工者，率来自五方，不贵异物，不作淫巧，有制陶、刳竹。伐木之人，无攻金、琢玉、雕镂、组篡之技。其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百数十家，缘水傍溪，列屋为肆,号曰:‘客民’，别土著也。”
      清嘉庆十年（1805），来竹溪县任教渝的张本，初临竹溪的第一印象便是：见到本县虽在万山之中，但人物清秀，山川明媚，即通都大邑，也胜不过它。而四周村庄，桑麻成片、树木掩映、鸡犬相闻，随处都有欣欣向荣的景象，可知此地发展迅速，已成为田地开辟，人口密集的地方。即土、农、工、商业者的大量流入，终使竹溪恢复了生机，逐渐兴盛起来。
     因此说，竹溪的衰荣苍桑是与移民流向息息相关的，进则荣，出则衰，故竹溪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其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就是移民文化了。竹溪县的移民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是指移民在竹溪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仅就精神财富略作探讨。据笔者看法竹溪的移民文化具有以下三点明显的精精神特质：
      一是：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溪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能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古庸国以一个山林部落，勇敢参与“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作为参于了灭商的盟国，终在西周时期获得了立国的地位。并将地域扩大至今鄂西北的竹房三县之地，陕南的安康全境，以及渝东的巫山、巫溪、云阳，奉节等四县之地，成为一个广袤千里的山林之国。并由一个小小的部落族群，发展成为敢于同强楚叫板的群蛮之首，并于“楚庄王元年……庸帅群蛮，以叛楚。”庸民倘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很难做到这点的。至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竹溪建县后，明清之际的400余年间，竟经历了5个时期大的战火洗劫，但却屡毁屡建。荆襄移民们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在谋求生存，繁衍家族的同时，也对竹溪进行了有力的开发，正是这种开发，才为我们今日之经济发展、及人民的勤劳致富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以说今天竹溪县被国务院授予“黄连之乡”、“全国林业先进县”、“中国魔芋之乡”，等光荣称号，是与移民—竹溪先民们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进取精神之传承分不开的。
     二是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精神。此点仅就明、清之际竹溪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可得以说明。明成化十二年（1476）竹溪建县之时，便设立了县儒学，但实属草创的简陋之所。但二十年后的弘治九年（1496），竹溪县儒学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其建筑群体和内部设施，均已达到和超过别县的程度，而且历任知县和学官都将教育事业，作为振兴本县的头等大事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清乾隆年间创建了“五峰书院”，以培养和教育肄业生童；道光年间创立了“兴贤庄”，以捐赠和划拨的50多亩田地之租息，作为士子赴省、京城，乡会试的经费；清咸丰年间创立“宾兴”制度，用筹措得来的社会捐资“金八千有奇，置产经业，以其租息，为乡会试经费”。正是因为竹溪先民们在教育事业上的一系列开创之举，使得竹溪的教育业绩一直位于郧阳府的前列。据清同治年间的《郧阳府志》记载，明一朝郧阳府七县中共出11名进士，竹溪占其3名，与房县（3名）郧县（3名）并驾齐驱，位列第一。余则竹山、上津各一名，郧西，保康无一名。清代截止同治六年郧阳府六县中（上津县于顺治年间省并入郧西）共出进士5名，竹溪就占一名。（根据县史记载，清一代应为3名，同治六年后又出了两名），余则郧县、郧西、房县、竹山各占一名，同样不亚于他县。作为建县仅400余年的竹溪，与建县愈千年的房县、郧县、竹山相比，能有如此骄人的成绩，没有先民的锐意进取和不断开创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
     三是：兼收并蓄，融汇南北的开放精神。竹溪因移民而立县，故移民占竹溪人口比重特别大，九社占其八社。明代全县人口仅万余左右。到清未就达到11万之多。这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入籍竹溪后都能安身立命，各得其所。可见竹溪崇山峻岭的博大胸怀，及山林河流兼收并蓄的能力。可以说当时的竹溪是以一种空前开放的姿态，接纳着来自四海的移民，这些移民也将原所在籍地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带到了竹溪。故清代竹溪县志记载他们：“语言称谓乃操土音，气习风尚皆各以其俗为俗。”但经过长时期的交汇融合后，就形成了竹溪人所特有的，善于互相学习、融合南北、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这种兼并包容的精神已超越时空，融入了竹溪人的血脉之中，并代代相传至今。所以今之竹溪人并无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排外，不欺生，并有极易接受新鲜事物，和紧跟时尚潮流的特点。这点可以从外地经商者极易融入竹溪，并得以发展，和溪人穿着打扮不亚于十堰市区，私家摩托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数量、款式和新颖程度都远胜于邻省邻县的平利、巫溪等的事例中得以说明。今天竹溪人的主流口音，可以说是融汇了湘、川、豫、鄂等地方言后而自成一体。湖南湘菜之辣烈，川渝泡菜之酸鲜，在竹溪经数百年的柔和后，成为风味独特的竹溪菜，并盛行于车城十堰。汉调二黄进入竹溪百余年后，演变为了全国唯一尚存的地方剧——山二黄。江西、湖南等地先进的耕作技术传入竹溪，使竹溪大大小小的坝子和遍布山坡的梯田梯地，变成一年两熟的良田沃土。来自陕西的秦商，山西的晋商，武昌的汉商，进入竹溪后经数代经营并落籍本县后，不少人竟先后成为一批首富，同时也带活了本县经济。这些事例都充分体现了竹溪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已之短，发展竹溪的可贵精神。
     竹溪移民文化是广博精深的，蕴藏于其中的精髓也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发掘，笔者这里只是略述一二而已。
     文化的传承是通过一定载体来完成的，竹溪县的移民文化在传承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和遗迹。如数度编篡记载了竹溪明、清两朝移民史的古《竹溪县志》；散存在民间大量地，几经修定记述着各姓氏移民们的宗族谱谍；散布在各乡间社里供奉着移民们的远祖、近祖和迁祖的各姓氏宗祠，分布在竹溪城数地各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江西馆、河南馆、湖南馆、黄州馆和清真寺，以及高度浓缩了和凝聚了移民文化的竹溪古城，它们都是极具历史价值的移民文化的遗迹。古《竹溪县志》和各姓氏宗谱尚可追寻，但各姓氏移民的宗祠和会馆，则几无完迹，唯一残存的湖南馆更是破败不堪。位于西关老街分水岭上的湖南馆建于清道光初年（1825左右），据碑记，湖南馆虽经历了同治年间时两次战火，却幸存了下来，距今已有180年的历史。其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左右，砖木结构、青砖铺地、屋廊式建筑，房屋高大、宽敞明亮，用材考究，布局合理。正门楼两层，上为戏楼，戏台面北，向着院内的大场院 ，下为石质大门框和铁皮包钉的大门。二进为一屋廊，中通至主天井、廊道两侧设有厅房，可为客商提供商洽之地。主天井左右两边还设有两个小天井，两小天井与主天井间有园形石门相通，小天井三面都设有厢房若干间，是为客房。两小天井内各有侧门与外界相通，小天井院内各有石狮子一对。过主天井就是高大雄伟的正厅，正厅仅用粗大的柱梁支撑，空间开阔，是为集中活动和公开议事的场所。据附近居民回忆介绍，正厅脊梁柱、皆饰以彩绘、堪称宏丽，馆内门窗木花全部雕镂而成。壁梁绘画及石刻各有寓义，且全是芙蓉国的特色。
     但现在的状况则是临街的大门戏楼早已被拆除，仅从外墙砖上烧制而成的“湖南”二字还可看出一点湘味。二进屋廊，已被改造成若干个不类不伦的小间。三进正厅大殿，顶塌梁断，虽是一副破败惨像，但雄风气势依在，主天井院内堆放的尽是各色垃圾，与两道通往两小天井院的石质园门的古朴秀雅之风，极不相称。给人总体印象是满目疮痍。
     现在各地都在大开城门，大造声势、纷纷以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方式。进行招商引资。如郧县就打出了“恐龙蛋和南猿人文化”；房县也打出了“流放文化”，等得风气之先的历史文化的牌子来发展自己。竹溪当然也可以打出“移民文化”的旗子、利用其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兼容性等特质，以及地处三省边界和挺进西部之门户的地域优势，来招商引资发展竹溪。
      但当我们面对着代表移民文化的古建筑遗迹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我们又怎么能够打得起“移民文化”这块牌子呢！虽说这与溪人善于开拓创新，而不善于持正守诚的习性有关，但作为移民的后人，总不能忘却自己的本源吧！当我们把反映自己历史渊源的文化载体扫荡得一干二净时，我们又将如何来传承历史文化和求索自己的本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