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地域的精神密码。《竹溪文化简史》是一部竹溪地域历史文化的里程碑之作。整体上看，此书骨实意丰，有经有纬，为读者铺设出一幅脉络清晰的竹溪地域文化演进的路线图，堪称竹溪历史文化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阅读此书，可知“什么是竹溪”。
《竹溪文化简史》的难能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它对竹溪地域文化的发展脉络、阶段特征和总体特质，作了明确界定和论述。这相当于对竹溪地域文化的“密码”，首次进行了“解密”。这成为本书最强的闪光点。
如此“解密”，需要扎实的史志知识，更需要突出的文史见识。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中，提出过著名的“史家三长”论。所谓“史家三长”者，即“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即选择、甄别、组织史料和书写历史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详备史料并具备编史的知识、方法；“史识”是指具有真知灼见，能够恰切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史实。
为了准确“解密”，该书首先着力于竹溪地域文化背景的解析和渊源的挖掘。竹溪县域的自然地理，具备适宜人类繁衍和文明发祥的优良条件，同时又有边缘（处关中、中原、荆襄和巴蜀等经济文化中心的毗邻地带，当代是三省市交界处）、山区（秦巴山区）、移民等人文地理的禀赋，使其本土文化始终处在各种文化冲击和交流的漩涡中，南北过渡、东西渗透，融汇多元而独居特色。
因而，该书对竹溪历史文化的概括，是以廓清竹溪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大文化中的时空定位为前提的。从古至今，竹溪本土文化受中原文化、古庸文化、庸巴文化、汉水文化、移民文化及生态文化的影响，碰撞融合，形成了渊源久远、积淀深厚、多元融合、特色浓郁的文化特质。
进而，该书把竹溪文化发展的历程，分为史前古庸文化的孕育期、商周时古庸文化的辉煌期，秦汉时移民文化的初始期，魏晋隋唐时移民文化的发展，明清时移民文化的形成与兴盛，到近现代竹溪文化的赓续。
在此基础上，该书把竹溪文化特质概括为：积淀深厚的庸巴文化，自强不息的励志文化，包容兼济的移民文化，崇尚自然的生态文化，共存相依的多元文化等。各种文化在竹溪文化整体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其中，庸巴文化是竹溪文化的根脉，移民文化是竹溪文化的基因，生态文化是竹溪文化的底色。
显然，该书对竹溪地域文化提出的结论性表述，颇多创意，并赋予其现实意义。例如，以庸巴、移民作为竹溪地域文化的基调，是专家学者多年来的共识，而《竹溪文化简史》首次明确了它们的定位，疏通了它们的脉络。
又如，生态良好、崇尚自然、重视生态建设，在竹溪地域的地理、历史和现实中，有丰富而突出的表现，该书第一次鲜明提出生态文化是竹溪地域文化底色这一论断，为现实的生态建设、文旅发展，提供了底气与启迪。
二
这些体现《竹溪文化简史》“史识”之优的论述，并非理念先行的臆断，而是在整理、分析史料，梳理竹溪历史轨迹的基础上，探寻地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挖掘其文化内蕴和现实意义，而做出的结论。如此 “史论结合”，成为《竹溪文化简史》在“史才”方面的显著表现。
以其对竹溪移民文化的概述为例。庸巴文化是竹溪文化的根脉，而移民文化贯穿了竹溪县整个文化史。庸国灭国导致人口流失，西汉时因移民(流放罪人)补充了上庸地区的人口，从而有了武陵县的建立。东汉时武陵县省去，又因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使“北人南迁”，大量移民流入竹溪而设置“侨置县”(如上廉、吉阳县和东关县)等，为隋唐时期兴盛的上庸县奠定了一定的人口基础。
继而，由于五代十国的战乱，上庸县因人口减少失去立县条件，省并入竹山县。此后在宋元时期长期封禁，竹溪地域得到长达500多年的休生养息，然后吸引大量移民涌入，使竹溪再次具有了建县条件。明清两朝，基于竹溪的自然生态与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饮食、习俗、方言、民歌、戏曲等，移民又在古庸之地融汇创新，形成新的地域文化特质，奠基了近现代竹溪文化的基本格局。
有了“史论结合”，《竹溪文化简史》便以论为纲、以史为目，把古庸文化（从史前庸部落到商周之庸国）、移民文化（秦汉源起、魏晋隋唐发展、明清形成和兴盛）、生态文化（史前生态环境、历代生态破坏与保护、现代生态建设），提炼为竹溪文化的三个关键词，以此为主线，厘清了竹溪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内容。所谓顺理成章，该书由此搭建的叙述框架的纲目，是精到而睿智的。
该书在行文方式上，条目清晰，文字质朴，表述准确，夹叙夹议，质文互现。以秦汉时期人口的放逐，印证移民文化的开启；以侨置县的设立以及唐朝宗室的流放，折射魏晋隋唐时期移民文化的发展；竹溪县设立，会馆文化，明清堡寨，科举与儒学，宗祠及家谱，慈孝文化等等，则反映了明清时期移民文化的形成与兴盛……诸如此类，实现了历史进程和文化逻辑的表里契合，让读者透过历史表象，看到史实涵藏的竹溪地域文化的源流、特征与能量。
三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识”的底气、“史才”的基石，是“史学”，即丰富的史料、扎实的考证、审慎的鉴别、科学的引用。《竹溪文化简史》显然是资料详备而引证有据的。
该书取材广泛，而且务求“真材实料”。它参考了50多种相关史志文献、文史资料。编纂人员还深入到全县15个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80多个村(院)，60多个文物点，进行调查摸底和实地勘察，获取了文字、文物、图片、访谈等多种来源、多种类别的丰富史料，并在书中插入了相当份量地呈现史实的地图、图表，以及展示历史文物和文化现场的图片，使此书图文并茂、文图互证。
该书还对一些重难点史实，结合不同史料进行了充分的考证、审慎的辨析。例如武陵设县的起始时间，一般认为是西汉高祖年间。该书以“汉承秦制”为据，结合有关史料，将这一时间前推到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如对“寄死窑”、朝秦暮楚、武陵县的县治、魏晋时期的侨置县、北巫县的设置等重要历史内容和文化现象，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考证和说明，务求立足史实，自成一说，又疑处存疑，包容和留存了其他不同说法。
所以，该书在“史学”即史料的鉴别和史实的编写方面，体现了一个“新”字：对重要史实，不人云亦云，而是新见有据，或为旧说提供新论据；尽可能采用2019年或2020年的最新数据。尤其难得的是整合、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竹溪县文化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此书在“史识”方面的突破，以及在“史才”、“史学”方面的卓著表现，有竹溪地域历史文化本身的丰富内容作为基础和依托，也得益于此书为“官修史书”。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竹溪县的“文化工程”，得到了竹溪县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在此条件下，竹溪县政协机关在这一庞大“文化工程”的具体实施中，精心策划，积极推动，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组织了一批地方文史方面的资深专家，如许祖胜、王曙光、李盛藻、胡传宝等参入编纂，又得到上级部门和文史学者的指导、把关，经反复修改打磨，使该书做到了对历史和未来负责。
该书执行主编许祖胜先生，曾长期从事经济和行政管理工作，业余时间精研书法，德艺双修，爱好文化，文史功底扎实，对竹溪历史文化有长期的积累。故自接受该书的执行主编任务后，他组织编撰人员一道，勠力同心，殚精竭力，仅用两年多时间，实现定稿付梓。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文化长者。
四
作为保存、整理、总结竹溪地域文化的一部典籍，《竹溪文化简史》的编纂、出版，是一种渊远的赓续与厚重的奠基。阅读此书，普通读者可以看清竹溪文化发展的脉络，看到竹溪文化史上的闪光点。而对专家学者来说，可以把它作为研究竹溪乃至十堰地域文化的新起点的奠基石和资料库。
爱国始于爱乡，基于乡情。知之深才能爱之切。故作为竹溪人，以及在竹溪工作的外籍有识、有为之士，珍藏和阅读此书的意义，更在于通过了解竹溪渊远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可激发热爱竹溪的感情，激励建设竹溪的热情。《竹溪文化简史》有助于人们了解、认知竹溪地域经济文化的丰厚底蕴、丰富资源，有利于增强竹溪的文化软实力、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
其中，竹溪地域文化中所包含的庸巴文化的不息生机，生态文化的浓郁底色，多元文化的包容格局，移民文化的开创精神，励志文化的自强意志，慈孝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及自然国心、民歌之乡（向坝民歌）、三贡基地（贡茶、贡米、贡木）、长城之父（关垭楚长城）、汉剧之母（山二黄）等等优势优质的地域自然、人文和经济资源，对发展竹溪生态文旅、文化事业、特色产业（如康养、茶叶、生漆、贡米、贡木、中药）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竹溪历史文化的千年脉动，生生不息，传统文化“别具一格”；面向未来，更需要让传统文化在新的土层中“别开生面”。《竹溪文化简史》的根本价值，在于为竹溪今天的建设、明天的发展，沉淀下一方水土的文化精华，也启迪了新一代竹溪人的社会责任。
延续历史文脉，以坚定文化自信，汲取前行力量。一部《竹溪文化简史》启悟我们：竹溪地域历史文化源深丰富、独具魅力，当代社会进步巨大，文化事业活跃，正是文化建设无尽的矿藏和不竭的动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应该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竹溪文化，把文化植根于发展之中，不断从深厚的文化根脉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中，汲取坚守正道的定力、砥砺前行的动力、变革创新的活力。
